公號炮制克隆文章背后的營銷江湖：迎合網友心理，靠流量賺錢
更新時間：2020-5-8 10:00:37 來源：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
辟謠平臺
繼“華商太難了”“多國渴望回歸中國”之后，近日，“多國女子都想嫁到中國”的“批量式”造謠文章，又引起網友關注。
與此前“華商太難”的克隆文章不同的是，“多國女子想嫁到中國”類文章內容敘述上未發現明顯復制、套用文案現象，但其講述主題均為“某某國女子都想嫁到中國來”。
目前，炮制“華商太難”系列的自媒體企業已經受到處理，相關責任人被警方刑拘，其他文章多被刪除、封號等處理。1月1日至4月16日，微信平臺刪除涉嫌夸大誤導文章約9000篇，限制能力或封禁公眾號2500個；刪除謠言類文章6915篇，限制能力或封號20000個。
華東某省網絡安全執法總隊民警胡浩（化名）接受澎湃新聞（www.thepaper.cn）采訪時分析，這些自媒體的商業邏輯就是“流量為王”，然而這種行為借疫情之名，謀取利益，一些言論和行為甚至已經影響到了疫情防控工作。他介紹，這將是公安機關重點打擊對象，因其輕則違法封號、重則構成犯罪。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建議，應該將多次發布不良消息的運營主體列入行業“黑名單”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其他號也應該受到影響和限制。
編造故事迎合某些網民心理
對已被福州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薛某來說，恐怕在當初編造虛假信息時，也沒有料想到會有今天這個下場。
薛某是福建省福清市龍田人，出生于1990年，是一名自媒體從業人員。福清是國內著名的僑鄉，福清籍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多個國家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薛某表示，2月下旬，他在網上看到一些疫情相關文章后，便產生了借助“疫情”漲粉的想法，于是，他和員工炮制了數百篇“華商太難了”的文章。
《疫情之下的阿爾及利亞：店鋪關門歇業，有家難回，在阿爾及利亞待著太難了��！》《疫情之下的印尼：店鋪關門歇業，有家難回，在印尼待著太難了！！》……2月22日至3月16日，“掌上柬埔寨”“掌上莫斯科”等幾十個微信公眾號發布多篇雷同文章。
這些文章以華人口吻講述“國外疫情下的困境”，均以“疫情之下的××國：店鋪關門歇業，在××華商太難了！”為題，如套公式一般，僅將地名、人名和行業進行更換后再次發布。
2月，薛某和員工炮制了數百篇“華商太難了”的文章�！皼]人雇我發這些文章，是我自個發的。發出后，閱讀量大多是幾百，粉絲也沒漲。”接受媒體采訪時，薛某說。
在第一篇文章發表后，薛某便開始向各個華僑微信群推廣。而之前，他們更是用同樣的方法炮制了一系列“世界失控了”的文章。
澎湃新聞注意到，這類謠言的生產及傳播的時間正處于國內疫情有所控制、國際疫情迅速蔓延時期。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，這些自媒體的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在“發國難財”，利用在疫情期間很多民眾樸素的愛國情緒，打著所謂“愛國”旗號傳播謠言。這種粗制濫造、拼湊而成的文章，如果獲得大量流量，那真正嚴肅、客觀的信息則被沖淡了，這對民眾、媒體而言都是危害極大的。
“自媒體通過批量化生產迎合受眾某種觀點和心理傾向的內容，操控信息覆蓋用戶認知，制造出輿論一邊倒假象，影響用戶做出正確輿情判斷和行為選擇，這種批量炮制是網絡謠言傳播的一種套路化手段�！敝袊鐣茖W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網絡新媒體研究室主任孟威接受采訪時認為。
孟威認為，公眾在尋求、傳播和表達意見看法時具有選擇性，當某種十分迎合公眾心理的信息或潛在情感出現時，更容易導致公眾的“羊群行為”，助長謠言的制造、傳播和盲從。
謠言流量背后的“生意經”
今年3月份，“俄羅斯華商太難了”“柬埔寨華商太難了”“莫桑比克華商太難了”的自媒體文章，以整齊劃一的節奏，大肆渲染全球華商遭遇的危機。
常年在網安執法一線的民警胡浩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，這些自媒體用驚悚的標題、夸大其詞的圖文，營造“國外疫情已經徹底失控”的氛圍，主觀上存在編造、傳播的故意，于后果上造成公眾恐慌心理，影響抗疫大局。
胡浩說，編造海外華人“太難”文章，可能會在留學生等群體中制造恐慌，產生誤導，對他們的決策造成干擾，從根本上來說也不利于疫情防控，“一些本來無須回國的留學生著急忙慌地扎堆回國，大大增加了境外輸入風險�！�
“大量的虛假信息使得用戶難以有效獲得真實信息，進而對事件造成誤判。我們國家的疫情在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下得到了控制，但是還面臨著輸入性風險。”胡浩說，這種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疫情謠言行為，會產生“裂變”反應、“放大”效應，帶來難以估量的社會危害性。
中央政法委公眾號“長安劍”曾刊文揭示了謠言流量背后的生意經：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平臺有文末、文中廣告貼片功能，不需要號主自己聯系。一篇文章發表出來后，文中或文末附加的廣告如果有人點擊，就會自動給號主一定費用。每點一次的收入其實很低，比如只有一兩毛錢，而且多數閱讀者不會點。但如果這篇文章的流量足夠高，那還是可以給號主帶來固定收益。如上文中的“網絡水軍”，有幾百個公眾號，那么這個看起來微薄的點擊廣告費，加起來也會相當可觀。
在公眾號、微博、頭條、百家號等平臺上，當號主擁有一定的粉絲量后，就有可能接到廣告商遞過來的橄欖枝。洽談成功后可以發布廣告，比如微博里常見的牙刷廣告，以及公眾號里常見的團購軟文。此類廣告或分成，或一稿一價，收益遠遠高于貼片廣告點擊收益，通常是自媒體變現的最佳途徑，但仍然是需要有一定的粉絲量和流量予以支撐。
此外，許多自媒體平臺會有原創作者獎勵機制，對熱度較高的文章作者定期發放獎金。另有一些自媒體平臺會接收作者投稿并發放稿費。
文章指出，一個賬號每天哪怕只賺20元，200個賬號就是4000元，一個月就是12萬，出現“爆款10萬+”更是賺得盆滿缽滿。與之相應的，后臺則只需要兩三個月工資幾千元的“小編”維護，并沒有什么成本。這些賬號，也被業界稱為“營銷號”。
胡浩說，他們這些自媒體的商業邏輯就是“流量為王”，只要能獲取流量，他們就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變現。
專家：對傳謠營銷號背后主體應有所限制
有一種聲音說，這些子虛烏有的爆料文章，其實是一種常見的微信公眾號“營銷現象”，不見得有什么具體的危害后果，按照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處以拘留、罰款等處罰就行了。對此觀點，福建八閩律師事務所律師潘祥燦并不認同。
“對于這種謊報疫情和故意散播謠言，造成公眾恐慌和擾亂公共秩序的，國內早已有明確的法律規定。”潘祥燦對澎湃新聞表示。
《刑法》第291條之一規定，編造虛假的險情、疫情、災情、警情，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，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，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造成嚴重后果的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澎湃新聞注意到，兩高、兩部《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》中，就專門對“嚴懲造謠傳謠犯罪”作出明確規定，并“條分縷析”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等行為的“入罪門檻”，目的就是要從嚴打擊。
4月3日下午，澎湃新聞從福州市公安局了解到，此前發布多篇《疫情之下的XX國，店鋪關門歇業，華人有家難回，XX國華商太難了！！》虛假消息的公眾號管理人員薛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。到案后，薛某承認相關文章均為其一手捏造，目的就是為了提高閱讀量和漲粉以期贏利。
潘祥燦說，從薛某的所作所為看，在主觀上存在編造、傳播的故意，于后果上造成公眾恐慌心理，影響抗疫大局，達到“嚴重擾亂社會秩序”臨界點，已涉嫌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犯罪，被追究刑事責任并不冤枉。
此類自媒體亂象該如何治理？
朱巍介紹，2020年3月1日起,《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》正式施行，其中對不良信息傳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。作為內容平臺需進一步擔負主體責任，做好信息把關，同時采取有效機制防范謠言流出，減少謠言對的社會傷害。
“以前對內容治理主要是在內容，而現在關鍵在于傳播。規定中明確，涉及到低俗、謠言這些不良信息，不應該納入到算法推薦體系，這種信息不能被推薦上熱門。作為平臺，算法要管好第一道防線�！敝煳≌f。
對于微信公眾號中出現的營銷號，朱巍認為，平臺除了對營銷號的線上表達進行限制，嚴重的封號之外，還要對營銷號背后的主體進行限制。有的公司手下很多號，有自己的傳播矩陣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并不影響其它號的運營。
朱巍認為，應該將多次發布不良消息的運營主體列入行業“黑名單”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其它號也應該受到影響和限制。
公眾是信息傳播主體和接受者，朱巍認為，應在日常積極培養對信息的理解和判斷能力，提高網絡素養，增強謠言抵御力，珍惜自己的話語權，用好話語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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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網免責聲明： | |||||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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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此前“華商太難”的克隆文章不同的是，“多國女子想嫁到中國”類文章內容敘述上未發現明顯復制、套用文案現象，但其講述主題均為“某某國女子都想嫁到中國來”。
目前，炮制“華商太難”系列的自媒體企業已經受到處理，相關責任人被警方刑拘，其他文章多被刪除、封號等處理。1月1日至4月16日，微信平臺刪除涉嫌夸大誤導文章約9000篇，限制能力或封禁公眾號2500個；刪除謠言類文章6915篇，限制能力或封號20000個。
華東某省網絡安全執法總隊民警胡浩（化名）接受澎湃新聞（www.thepaper.cn）采訪時分析，這些自媒體的商業邏輯就是“流量為王”，然而這種行為借疫情之名，謀取利益，一些言論和行為甚至已經影響到了疫情防控工作。他介紹，這將是公安機關重點打擊對象，因其輕則違法封號、重則構成犯罪。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建議，應該將多次發布不良消息的運營主體列入行業“黑名單”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其他號也應該受到影響和限制。
編造故事迎合某些網民心理
對已被福州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薛某來說，恐怕在當初編造虛假信息時，也沒有料想到會有今天這個下場。
薛某是福建省福清市龍田人，出生于1990年，是一名自媒體從業人員。福清是國內著名的僑鄉，福清籍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多個國家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薛某表示，2月下旬，他在網上看到一些疫情相關文章后，便產生了借助“疫情”漲粉的想法，于是，他和員工炮制了數百篇“華商太難了”的文章。
《疫情之下的阿爾及利亞：店鋪關門歇業，有家難回，在阿爾及利亞待著太難了��！》《疫情之下的印尼：店鋪關門歇業，有家難回，在印尼待著太難了��！》……2月22日至3月16日，“掌上柬埔寨”“掌上莫斯科”等幾十個微信公眾號發布多篇雷同文章。
這些文章以華人口吻講述“國外疫情下的困境”，均以“疫情之下的××國：店鋪關門歇業，在××華商太難了！”為題，如套公式一般，僅將地名、人名和行業進行更換后再次發布。
2月，薛某和員工炮制了數百篇“華商太難了”的文章�！皼]人雇我發這些文章，是我自個發的。發出后，閱讀量大多是幾百，粉絲也沒漲�！苯邮苊襟w采訪時，薛某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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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新聞注意到，這類謠言的生產及傳播的時間正處于國內疫情有所控制、國際疫情迅速蔓延時期。
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，這些自媒體的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在“發國難財”，利用在疫情期間很多民眾樸素的愛國情緒，打著所謂“愛國”旗號傳播謠言。這種粗制濫造、拼湊而成的文章，如果獲得大量流量，那真正嚴肅、客觀的信息則被沖淡了，這對民眾、媒體而言都是危害極大的。
“自媒體通過批量化生產迎合受眾某種觀點和心理傾向的內容，操控信息覆蓋用戶認知，制造出輿論一邊倒假象，影響用戶做出正確輿情判斷和行為選擇，這種批量炮制是網絡謠言傳播的一種套路化手段�！敝袊鐣茖W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網絡新媒體研究室主任孟威接受采訪時認為。
孟威認為，公眾在尋求、傳播和表達意見看法時具有選擇性，當某種十分迎合公眾心理的信息或潛在情感出現時，更容易導致公眾的“羊群行為”，助長謠言的制造、傳播和盲從。
謠言流量背后的“生意經”
今年3月份，“俄羅斯華商太難了”“柬埔寨華商太難了”“莫桑比克華商太難了”的自媒體文章，以整齊劃一的節奏，大肆渲染全球華商遭遇的危機。
常年在網安執法一線的民警胡浩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，這些自媒體用驚悚的標題、夸大其詞的圖文，營造“國外疫情已經徹底失控”的氛圍，主觀上存在編造、傳播的故意，于后果上造成公眾恐慌心理，影響抗疫大局。
胡浩說，編造海外華人“太難”文章，可能會在留學生等群體中制造恐慌，產生誤導，對他們的決策造成干擾，從根本上來說也不利于疫情防控，“一些本來無須回國的留學生著急忙慌地扎堆回國，大大增加了境外輸入風險。”
“大量的虛假信息使得用戶難以有效獲得真實信息，進而對事件造成誤判。我們國家的疫情在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下得到了控制，但是還面臨著輸入性風險。”胡浩說，這種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疫情謠言行為，會產生“裂變”反應、“放大”效應，帶來難以估量的社會危害性。
中央政法委公眾號“長安劍”曾刊文揭示了謠言流量背后的生意經：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平臺有文末、文中廣告貼片功能，不需要號主自己聯系。一篇文章發表出來后，文中或文末附加的廣告如果有人點擊，就會自動給號主一定費用。每點一次的收入其實很低，比如只有一兩毛錢，而且多數閱讀者不會點。但如果這篇文章的流量足夠高，那還是可以給號主帶來固定收益。如上文中的“網絡水軍”，有幾百個公眾號，那么這個看起來微薄的點擊廣告費，加起來也會相當可觀。
在公眾號、微博、頭條、百家號等平臺上，當號主擁有一定的粉絲量后，就有可能接到廣告商遞過來的橄欖枝。洽談成功后可以發布廣告，比如微博里常見的牙刷廣告，以及公眾號里常見的團購軟文。此類廣告或分成，或一稿一價，收益遠遠高于貼片廣告點擊收益，通常是自媒體變現的最佳途徑，但仍然是需要有一定的粉絲量和流量予以支撐。
此外，許多自媒體平臺會有原創作者獎勵機制，對熱度較高的文章作者定期發放獎金。另有一些自媒體平臺會接收作者投稿并發放稿費。
文章指出，一個賬號每天哪怕只賺20元，200個賬號就是4000元，一個月就是12萬，出現“爆款10萬+”更是賺得盆滿缽滿。與之相應的，后臺則只需要兩三個月工資幾千元的“小編”維護，并沒有什么成本。這些賬號，也被業界稱為“營銷號”。
胡浩說，他們這些自媒體的商業邏輯就是“流量為王”，只要能獲取流量，他們就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實現變現。
專家：對傳謠營銷號背后主體應有所限制
有一種聲音說，這些子虛烏有的爆料文章，其實是一種常見的微信公眾號“營銷現象”，不見得有什么具體的危害后果，按照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處以拘留、罰款等處罰就行了。對此觀點，福建八閩律師事務所律師潘祥燦并不認同。
“對于這種謊報疫情和故意散播謠言，造成公眾恐慌和擾亂公共秩序的，國內早已有明確的法律規定�！迸讼闋N對澎湃新聞表示。
《刑法》第291條之一規定，編造虛假的險情、疫情、災情、警情，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，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，故意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造成嚴重后果的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澎湃新聞注意到，兩高、兩部《關于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》中，就專門對“嚴懲造謠傳謠犯罪”作出明確規定，并“條分縷析”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等行為的“入罪門檻”，目的就是要從嚴打擊。
4月3日下午，澎湃新聞從福州市公安局了解到，此前發布多篇《疫情之下的XX國，店鋪關門歇業，華人有家難回，XX國華商太難了！！》虛假消息的公眾號管理人員薛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。到案后，薛某承認相關文章均為其一手捏造，目的就是為了提高閱讀量和漲粉以期贏利。
潘祥燦說，從薛某的所作所為看，在主觀上存在編造、傳播的故意，于后果上造成公眾恐慌心理，影響抗疫大局，達到“嚴重擾亂社會秩序”臨界點，已涉嫌編造、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犯罪，被追究刑事責任并不冤枉。
此類自媒體亂象該如何治理？
朱巍介紹，2020年3月1日起,《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》正式施行，其中對不良信息傳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。作為內容平臺需進一步擔負主體責任，做好信息把關，同時采取有效機制防范謠言流出，減少謠言對的社會傷害。
“以前對內容治理主要是在內容，而現在關鍵在于傳播。規定中明確，涉及到低俗、謠言這些不良信息，不應該納入到算法推薦體系，這種信息不能被推薦上熱門。作為平臺，算法要管好第一道防線�！敝煳≌f。
對于微信公眾號中出現的營銷號，朱巍認為，平臺除了對營銷號的線上表達進行限制，嚴重的封號之外，還要對營銷號背后的主體進行限制。有的公司手下很多號，有自己的傳播矩陣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并不影響其它號的運營。
朱巍認為，應該將多次發布不良消息的運營主體列入行業“黑名單”，一個號出問題，其它號也應該受到影響和限制。
公眾是信息傳播主體和接受者，朱巍認為，應在日常積極培養對信息的理解和判斷能力，提高網絡素養，增強謠言抵御力，珍惜自己的話語權，用好話語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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