銅質買地券：隱藏其中的地名文化
更新時間：2022-7-19 15:32:43 來源：焦作日報
經典山陽
銅質買地券。（市博物館提供）
從1973年至1978年，我市考古人員陸續在市區北郊老萬莊村的一個小山坡上發掘了3座彩繪壁畫墓葬，特別是3號墓葬令人驚嘆。
在3號墓葬內，正北繪制一人，身穿朱紅色圓領窄袖長袍，腰系帶，腳登靴，舒適休閑地坐在一張大椅上，周邊有侍從人物，儼然“主角形象”。也正是在該墓葬中，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——銅質買地券，現存焦作市博物館。
銅質的買地券十分罕見。該買地券長32厘米、寬23厘米、厚1.5厘米，券面鐫有楷書文字16行，共290字，文字工整清晰，主要記錄了墓主人馮汝楫官場發跡后，為其父親、祖父另選安葬地址的事情。
然而，圍繞老萬莊壁畫墓銅質買地券，我市考古研究者略有爭議。比如：這座墓葬起初被認定為金墓，后被認定為元墓；墓主人馮汝楫的官位身份得不到確認。
那么，這份銅質買地券究竟向我們透露了怎樣的信息呢？市博物館研究員張保民對此有最新定位。
“買地券”又稱墓券或地券，是古人逝者擁有陰間土地的憑據。買地券在漢墓中已有發現，流行于宋元以后。
張保民介紹，此買地券首句“懷孟州”，是蒙元時期焦作地區的稱謂。宋金時期，焦作地區分屬懷州和孟州管轄，沒有“懷孟州”這樣名稱的行政區劃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載：“懷州，上，宋河內郡防御，天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、加‘南’字，仍舊置沁南軍節度使，天德三年去‘南’字。”由此可知，懷州在金代因與北部的臨潢府懷州同名，官方為了區別，曾在此“懷州”之前加“南”字，稱為“南懷州”。“南懷州”之名從金天會六年（公元1128年）使用到了天德三年（公元1151年），存在了23年，但后世仍習慣沿用“南懷州”的名稱。市博物館收藏有一方金大定二十八年（公元1188年）的石買地券，券文開頭為：“維南懷州修武縣孝廉鄉定禾村祭主司翌，於村之北買一段……”此時“南懷州”已經取消“南”字37年，但券文中仍沿用“南懷州”之名。
蒙古族南下滅金時，把“懷州”和“孟州”并在一起“行懷孟州事”，自此始有“懷孟州”之稱。懷孟州從元太宗四年（公元1232年）始，迄于元憲宗七年（公元1257年）改為懷孟路總管府，僅存25年，故只有蒙元時期的人和元代人才會有這樣的稱謂。
從該買地券記載的“懷孟州長官馮汝楫”來看，張保民介紹，馮汝楫本人在《金史》《元史》中均沒有記載。但通過研究《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（第48冊）收錄的一幅《創建開平府祭告濟讀記》拓片，確定有其人，而他的官場發跡史與元世祖忽必烈在繼皇位前到濟瀆廟祭告有關。
《創建開平府祭告濟讀記》碑尾處記載：“宣授懷孟長官馮汝戢立石”。忽必烈開創開平府后，派人到五岳四瀆祭祀宣告。到濟瀆廟祭祀是由忽必烈王府僚屬王博文為使者，撰文并篆額書丹。長春宮道士曾志濱陪祭，馮汝楫作為時任懷孟州長官，參與祭告并負責樹碑立石。此碑中立石人姓名是“馮汝戢”，“戢”字的寫法和買地券上的馮汝楫有所不同，但可以斷定為同一人。
張保民推論，馮汝楫任職懷孟州長官后，尤其是在濟瀆廟祭祀負責立碑后，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，從此光宗耀祖。
張保民說，市博物館收藏的銅質買地券很罕見，對研究焦作地名的沿革，和蒙元時期焦作地區的社會生活狀況有著重要價值。
（記者 王瑋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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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質買地券。（市博物館提供）
從1973年至1978年，我市考古人員陸續在市區北郊老萬莊村的一個小山坡上發掘了3座彩繪壁畫墓葬，特別是3號墓葬令人驚嘆。
在3號墓葬內，正北繪制一人，身穿朱紅色圓領窄袖長袍，腰系帶，腳登靴，舒適休閑地坐在一張大椅上，周邊有侍從人物，儼然“主角形象”。也正是在該墓葬中，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——銅質買地券，現存焦作市博物館。
銅質的買地券十分罕見。該買地券長32厘米、寬23厘米、厚1.5厘米，券面鐫有楷書文字16行，共290字，文字工整清晰，主要記錄了墓主人馮汝楫官場發跡后，為其父親、祖父另選安葬地址的事情。
然而，圍繞老萬莊壁畫墓銅質買地券，我市考古研究者略有爭議。比如：這座墓葬起初被認定為金墓，后被認定為元墓；墓主人馮汝楫的官位身份得不到確認。
那么，這份銅質買地券究竟向我們透露了怎樣的信息呢？市博物館研究員張保民對此有最新定位。
“買地券”又稱墓券或地券，是古人逝者擁有陰間土地的憑據。買地券在漢墓中已有發現，流行于宋元以后。
張保民介紹，此買地券首句“懷孟州”，是蒙元時期焦作地區的稱謂。宋金時期，焦作地區分屬懷州和孟州管轄，沒有“懷孟州”這樣名稱的行政區劃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載：“懷州，上，宋河內郡防御，天會六年以與臨潢府懷州同、加‘南’字，仍舊置沁南軍節度使，天德三年去‘南’字。”由此可知，懷州在金代因與北部的臨潢府懷州同名，官方為了區別，曾在此“懷州”之前加“南”字，稱為“南懷州”。“南懷州”之名從金天會六年（公元1128年）使用到了天德三年（公元1151年），存在了23年，但后世仍習慣沿用“南懷州”的名稱。市博物館收藏有一方金大定二十八年（公元1188年）的石買地券，券文開頭為：“維南懷州修武縣孝廉鄉定禾村祭主司翌，於村之北買一段……”此時“南懷州”已經取消“南”字37年，但券文中仍沿用“南懷州”之名。
蒙古族南下滅金時，把“懷州”和“孟州”并在一起“行懷孟州事”，自此始有“懷孟州”之稱。懷孟州從元太宗四年（公元1232年）始，迄于元憲宗七年（公元1257年）改為懷孟路總管府，僅存25年，故只有蒙元時期的人和元代人才會有這樣的稱謂。
從該買地券記載的“懷孟州長官馮汝楫”來看，張保民介紹，馮汝楫本人在《金史》《元史》中均沒有記載。但通過研究《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（第48冊）收錄的一幅《創建開平府祭告濟讀記》拓片，確定有其人，而他的官場發跡史與元世祖忽必烈在繼皇位前到濟瀆廟祭告有關。
《創建開平府祭告濟讀記》碑尾處記載：“宣授懷孟長官馮汝戢立石”。忽必烈開創開平府后，派人到五岳四瀆祭祀宣告。到濟瀆廟祭祀是由忽必烈王府僚屬王博文為使者，撰文并篆額書丹。長春宮道士曾志濱陪祭，馮汝楫作為時任懷孟州長官，參與祭告并負責樹碑立石。此碑中立石人姓名是“馮汝戢”，“戢”字的寫法和買地券上的馮汝楫有所不同，但可以斷定為同一人。
張保民推論，馮汝楫任職懷孟州長官后，尤其是在濟瀆廟祭祀負責立碑后，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，從此光宗耀祖。
張保民說，市博物館收藏的銅質買地券很罕見，對研究焦作地名的沿革，和蒙元時期焦作地區的社會生活狀況有著重要價值。
（記者 王瑋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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